浅谈家乡的《桐城歌》(一)

发布时间:2016-04-28 10:16:09 人气:0 来源:admin

家乡桐城,古有铁打桐城之称,现有文都桐城之誉,更有歌(“桐城歌”)的桐城之冠,也有诗的桐城之赞,书画桐城之名(明清时载入史册,成就裴然的书画家就达百人之多),戏的桐城之冕(黄梅戏之乡,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故里)。

家乡桐城,“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东望苏浙,西邻鄂赣,襟江连淮。明代理学家陈献章诗说桐城:“十里溪流十里花,居民多在水之涯”,“僻静园林开栋宇,宽间田地种桑麻”,“天下原无此地佳”。这是片多情的土地。淳然朴扑,积淀深深、清新儒雅的人文环境孕育了雄霸清代文坛二百余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桐城派”。七省通衢,上联中原、下接南国的得天独厚地理位置,“桐城时兴歌”,催生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歌谣文化带”。

桐城自古敬师重教,尊道崇文,守德尚俭,谦修礼让。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花繁叶茂的丰厚底蕴,闻名遐迩的秉德品赋,丰腴流韵的山川大地勾勒着家乡淡定从容、知虚守静的立体素描。抱朴守素,中道豁达的民风在浸润着桐城;刚正清廉,壮怀激越的风骨在雕琢着桐城;灵动横溢,才思炫世的风雅在熏陶着桐城。秀美桐城,道德桐城,文化桐城,人们不由不想起她的母亲文化:“桐城歌”!

“桐城歌”究竟源于何时?因没有准确的文字记载和确切的结论,一直困扰着专家学者。他们在烟波浩淼的历史长河里寻找着源,在纷杂浩繁的岁月墨痕中搜觅着根。借此桐城歌研究之契机,笔者不揣深浅作些薄疏拙探。

上海师范大学章欢先生的《桐城歌研究》论文认为:第一首桐城歌应出于汉代汉武帝的《盛唐枞阳之歌》“赤蛟绥,黄华盖……讬玄德,长无衰。”《汉书.武帝纪第六》、《史记》、《资治通鉴》对汉武帝元封五年冬南巡之事都有相同的文字记载。《明一统志》,(明)《安庆府志》记述更为具体。《桐城志》也记载了此事:“汉帝南巡时邑或得勤事枞阳以观登封这盛耶……又令桐乡者之所当则傚而自勉也”(桐城早在西汉时期,隶属庐江郡名为枞阳县,当时枞阳为桐城别称,后枞阳隶属桐城)。论文推导“有可能是桐城歌中现被记载还保留歌词的第一首祭祀歌曲,也很有可能汉乐府集里还有其他被武帝采录的桐城民风之歌。”笔者认为这里有二点有点混,一、据目前所有资料显示,《盛唐枞阳之歌》有序无歌。还没有资料确切认定《赤蛟》就是《盛唐枞阳之歌》。二、推导应是:这首祭祀歌曲有可能是桐城歌中现被记载还保留的第一首歌词,不应是“有可能是桐城歌中现被记载还保留歌词的第一首祭祀歌曲”。现在的《桐城歌》并没有祭祀歌曲。

据相关历史文献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汪祚民先生《汉代“盛唐”地望与“盛唐枞阳之歌”新解》中记述:汉代盛唐在南郡(笔者引解:指湖南永州盛唐)之说比较正确合理,在庐江(笔者引解:盛唐,指盛唐山,即今安庆市内的登云坡。盛唐后成为安庆旧称。今安庆市西南有盛唐湾)之说是在南北朝之后渐渐成为主流意见的。“盛唐枞阳之歌”的语句形式,为一歌之目的可能性小,为“盛唐之歌”、“枞阳之歌”两歌合称的可能性大。并以《汉书.武帝纪》“宝鼎天马之歌”合称印证。《赤蛟》也并非是“盛唐枞阳之歌”。清代嘉庆重修的《大清一统志》安庆府盛唐山条释:“按汉武帝元封五年冬,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此为一事,登潜天柱山(笔者注:一说霍山天柱山),至薄枞阳而出,又为一事,总承之曰盛唐枞阳之歌,非谓盛唐即在枞阳。”

桐城邑人方孔炤《射蛟台》“南狞元封汉五年,舳舻千里薄枞川。…射蛟惟有空台在,秋色东来起暮烟。”姚鼐《夜抵枞阳》“轻帆挂与白云来,…夜深同到射蛟台。”方文《初度书怀》“…卜居预指射蛟台…万古还思汉武才。”等先贤也有诗记之。大诗人李白也有诗曰“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是说汉武帝在寻阳(今九江)射蛟。枞阳县城西达观山之巅现存有古遗址“射蛟台”,“射蛟台”也一直是枞阳历史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

当时,汉武帝集中了最优秀的作家和最杰出的音乐家创作用于郊庙祭祀的《郊祀歌十九章》,以表现祀神迎仙,天人感应的境界以及歌咏拜瑞灵物,游仙长生的旨趣。为什么其中的十八章都没有在桐城流传,唯独第十九章送神曲《赤蛟》,该歌一出即被当地(桐城)人民所接受,并广为流传,甚至成为家喻户晓的祭祀歌曲。说明送神曲《赤蛟》古桐城人所作的可能性大。因《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对《郊祀歌十九章》的作者记载不一,连班固自己的《汉书.礼乐志》和《武帝纪》都记载不一,造成古代学者如颜师古、周寿昌等,近代学者梁启超、陆侃如等,现代学者萧涤非、逯钦立、张永鑫、罗根泽等也是各自领悟,众说纷纭。对《郊祀歌》的辞、曲作者一说,《郊祀歌》曲作者为李延年,而辞作者未明。二说为曲作者为李延年,辞作者为司马相如为首的文人集团;三说辞除司马相如文人集团外,还包括汉武帝;四说是文人集团创作等的几种观点。中山大学古籍所许云和先生在对文献资料仔细辨析的基础上,在他的《汉〈郊祀歌〉十九章考论》中干脆来了个“大否定”:“……《郊祀歌》十九章中到底有没有司马相如的作品,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汉武帝)实际上是十九章的决策者的名字而非创作者的名字。……十九章的度曲绝不可能是李延年一人(所作),因还有其他音乐家的参与”。笔者认为:从志记“邑或得勤事枞阳以观登封这盛耶……又令桐乡者之所当则傚而自勉也”等字面看,应有古桐城人参与了伴驾,这等盛事、盛荣,岂能不记之歌之。《盛唐枞阳之歌》的歌说不准就是被司马相如领班的最优秀作家群直接拿去或者进一步加工所作《赤蛟》,并作为送神曲列为《郊祀歌》十九章,以应武帝游仙长生意旨。否则《盛唐枞阳之歌》怎么可能有序而歌漏载或遗失?再则,此地、此时、此事、此人,情理皆然。远地人在远地所作在当地也没有这么大的轰动效应。

《盛唐枞阳之歌》在桐城的家喻户晓,也从一个侧面窥见古桐城当时的文化氛围,说明早在西汉时期桐城歌谣就风靡一时。

论文又记述:明嘉靖间李逊所编《安庆府志之二十六》的《武冑传》记载,言三国时吴国周瑜精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缺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同有记载。有“顾曲周郎”之传。周瑜是庐江舒县人,这个时人是谁?很有可能就是古桐城人。从汉武帝的《盛唐枞阳之歌》三言、七言和周瑜时人的三言可以看出,古桐城地域当时歌谣歌体的形式及风格的梗概,和《诗经》三言、四言……似乎同源同宗。 

在《桐城续修县志.二十四卷》序录中程芳朝序云:“桐虽小比於春秋时郑卫幅员犹似过之季札适鲁闻歌郑曰其细已甚歌……”。“桐”即周置“桐国”,现在的桐城。当时确实很小,面对周边大国、强国,有朝楚暮吴之说。国虽小歌却甚,说明早在春秋时期桐城就歌舞盛行。字里行间我们也似乎闻到信息,“桐城歌”仿佛与《诗经》一样久远。

继《诗经》后,汉乐府是中国民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汉乐府的“乐府三绝”《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秦妇吟》中的《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文献记载创作时间大致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作者不详。《孔雀东南飞》目前最早见于南朝陈国徐陵(507-582)编著的《玉台新咏》一书中,徐陵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虽说故事的发生地和主人公的墓地现在怀宁县小市镇,但桐城古时地域曾涵盖了现在的桐城市、枞阳县全部和安庆市郊、庐江、舒城、怀宁、潜山、岳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桐城地处中心地带。就目前这个地域的古文化看,还没有哪个地方有出此作品的可能,该诗(说不准)就是古桐城人的手笔。

被称为南朝乐府的“吴声”也是中国民歌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汉族古典音乐第二个发展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清商乐”,是晋室南迁之后,旧有的相和歌和南方地区汉族民歌发展起来的“吴声”及“西曲”相结合的产物,荆楚之声、江南吴歌总谓之清商。由于吴声歌曲初期见诸文字的很少,作者多属无名氏,故《诗经》上的十三国风缺吴风,有专家说是吴歌填补了只有北方歌谣而没有南方歌谣记录的这一空白。

桐城,有史以来,分分合合,聚聚散散。各朝各代,分属于多“国”多地。商属扬州。周先附楚,后吴,再越,又楚。秦为舒县隶九江。西汉初为枞阳隶庐江又改舒县。东汉属舒,先隶庐江后隶扬州。三国先属魏,后属吴,两晋时期为舒县,先隶庐江郡,后为晋熙郡,清康熙六年(1667)划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二省,桐城隶安徽省安庆府。“清商乐”的“吴歌”部分所采范围就包括古桐城一带。桐城,因宜种、盛产桐树,桐子花灿而得名。吴声乐府《子夜秋歌》“仰头看桐树,桐花特可怜,愿天无霜雪,梧子解千年。”《子夜四时歌》“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中,皆以桐树、桐花入歌,遍寻江南,还没有何地有此佳境和称谓,借景咏志、借物抒怀,这是否是古桐城人的手笔?借此类推,吴声乐府中应还有不少古桐城人的作品。“西曲”南迁,无论旱路水道,必经桐城,桐城既有吴韵之土,又先得西曲之月,在历史上毫无记录,这么肥沃的田野,既无花也无果难以置信。

据史料记载和吴文化书院(博客)《吴地文化的发展历程》及有关文论记述,春秋吴国被越国灭亡之后,历史进入吴地文化时期。战国吴地先属越后入楚,吴国历史中断,吴地文化一度衰落。秦统一后成为中央王朝的直辖郡县,两汉之后才缓慢发展,秦汉时期一直落后于黄河流域的长江流域。吴地地广人稀、百姓穷困,吴地人民在周室入主吴室前甚至被中原民族视为蛮族。吴地文化由三个历史时期形成,即先吴文化时期、吴国文化时期、吴地文化时期。东晋南朝是吴地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随着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个偏安政权先后立国于江南、吴地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中心和传承、发扬中原华夏文化的主要基地。六朝时期是继春秋战国时期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学术活跃、流派纷呈、群星灿烂的时代。确切的讲,三国孙吴时期是吴地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起始阶段。三吴(吴郡、吴兴、会稽)地区六朝时期物质文化的开发与繁荣,还体现在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上。所谓“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这和桐城当时,特别是孔城古镇历史记录相吻合,三国开埠,“人烟开小聚,传说吕蒙城”。明清时期,是吴地文化发展的高峰。此时期,吴地经济、文化的全面繁盛,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从以上历史发展和进程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桐城经济、文化发展的时期和程度与吴地有着某种契合,但桐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受晋、楚文化的影响应该比吴地要早、要大,是否可以推论,桐城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应该比吴地初期要先进。

从冯梦龙《山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桐城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雅而不晦、艳而不淫、土而不俗,质朴自然、含蓄凝练、意高境远,介于主流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相比吴中山歌无论从题材、体裁、风格、水准、文采都要略胜一筹。

我们从人称白头进士、“五老榜”、以苦吟著称的晚唐桐城诗人曹松的诗中也许就能看到桐城歌的痕迹。他的《山中言事》:“岚霭润窗棂,吟诗得冷症。教餐有效药,多亏独行僧。云湿煎茶火,冰封汲水绳。片扉深著掩,经国自无能。”他的《中秋对月》:“无云世界秋三五,共看蟾盘上海涯。直到天头无尽处,不曾私照一人家。”质朴无华,几乎都是大白话。“汲水疑山动,杨帆觉岸行”(《秋日送方干游上元》)、“废巢侵晓色,荒冢入锄声”(《送进士喻坦之游太原》)就是一幅幅天然生动的音画。“平生五字句,一夕满头丝”(《崇义里言怀》),在辉煌的唐诗大厦里,《全唐诗》录其140首,可谓不凡。其《己亥岁二首》“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成名万古休”,史称“千古绝唱”,可谓了得。曹松的诗质朴凝练、取法自然,工于写实,可以感受到一定程度受到了“桐城歌”的影响,吸取了“桐城歌”的营养,反映了“桐城歌”的风格。任何耸立的山峰都不是孤立的,可见唐代、唐代以前桐城就具有一定规模、一定品味的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

明清之际是中国民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晚明时期,在尚真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与之西方文艺复兴相呼应,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一大批文人,史家论评他们以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

以冯梦龙(1574-1646)为代表的部分文人开始关注“歌者之权轻,歌者之心浅”的民歌,并对其进行了搜集整理。这些“反映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的民歌,经市井文人的搜集整理,风靡一时,“成为晚明一道风景”。明末塘栖著名文人卓珂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为我明一绝耳”。后人更高度评价冯梦龙,如果没有他辛勤劳作和超出同时代人眼光百倍的见识,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尽的宋元话本以及在民间流传的歌谣、笑话、戏曲,都将自生自灭,使文学史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冯梦龙的这些工作成就,实可和孔子删定《诗经》的意义并肩媲美。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冯梦龙和当时一些文人寻索的记述最真实、最具体,最具权威性,最有说服力。  

明朝学者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书中,对民歌、戏曲、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也作了记载和评说,论述了民歌从宣德(1425-1435)、成化年间(1447-1487)的“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只盛行于中原的曲目,到嘉靖(1507-1556)时流行的“闹五更”、“寄生草”、“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钮丝”等,到万历(1563-1620)时出现的“打枣儿”、“桂枝儿”等民歌的发展过程,为明代民歌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轨迹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桐城歌”的朔源和成就提供了重要依据。

“锁南枝”是一首著名的河南民间小调曲牌;“傍妆台”是苏州民间小调,又是京剧反二黄的一个曲牌;“山坡羊”是元曲曲牌的小令,北曲中吕宫,南曲商调,都有它同名的曲牌;“闹五更”是湖南花鼓戏的曲牌(山东琴书、二人转、弹唱、于都半班、青海花儿、青海小调都有此曲牌,利川土家族民歌也有此曲调);“哭皇天”是京剧、唢呐牌子曲;“乾荷叶”是词牌,元人散曲小令;“粉红莲”是由不同宫调的多组套曲连城的曲子(也是潮州一首著名的筝曲);“银钮丝”是曲牌(也是山东地方风格山东琴书曲牌里的古筝小曲);“打枣儿”是一首著名的儿歌(也是一首著名的唢呐独奏曲牌);“桂枝儿”是万历年间兴起于民间的时调小曲,计十卷(部),皆称是史上最肉麻情诗。还有一说是姓白的书生(秀才或举人)写的,在阜城县魏忠贤临死时的客房窗前唱的“祭歌”,又叫《五更断魂曲》。

以上这些盛行的歌谣(不包括“桐城歌”),从形式上看,基本都是以填词(除“桂枝儿”、“锁南枝”)为主的曲牌、小令、曲子词或小调,特别是吴曲,都属于小调的范畴。从内容看,《童痴二弄.山歌》共十卷,录383首歌谣,有370多首与私情有关,占总数的97%还多。明确标有 “私情”二字的就有六卷,就是卷五的“杂歌四句”、卷六的“咏物四句”也多与儿女私情有关,只是一部私情歌谣集。有学者者说,冯梦龙收集的《童痴二弄.山歌》是农村俗文化与城镇市民文化杂交的产物。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民间文艺评论家顾颉刚在《吴歌小史》中说:“‘所谓吴歌’便是流传于这一带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前度周郎(博文)中说:…翻阅装帧朴素大方的《明代民歌集》,笔者能感到辑录者态度的审慎。如对辑入作品尺度的把握,殊非易事。郑振铎等前辈学者,对民歌与散曲尤其是文人小曲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郑著《中国俗文学史》在论述明代民歌的时候,其内容就包括刘效祖等人的仿民歌作品(《挂枝儿》、《锁南枝》等)。……如开篇为《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其下有注,云学者多以为《新编》等乃明代最早的民歌选集,其实此类选集中所收俗曲,与真正意义上的民歌有所不同,“可以看作是介于文人小曲与民歌中间的过渡性作品”。……另如在《风月锦囊》的下面,也有注脚,指其中《楚江秋》、《清江引》、《山坡羊》、《一封书》等时曲,“任性而发,语意清新,与其时一般文人创作略有不同”,…… 《明代民歌集》的价值,体现在更多方面,笔者以为主要的一点,是改变了学术界通行的一些看法。如明代的桐城歌,此前研究者多以为只有冯辑《山歌》中的二十馀首(据称还有《明代杂曲集》中的二十多首,但辑录者虽经努力,仍未能访得《明代杂曲集》),《民歌集》自《风月词珍》中辑录五十馀首,可以说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吴歌”及流行的歌谣俚曲,无论是词的涵盖内容、语言结构及曲的曲式结构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山歌,真正能算得上山歌的应该是“桐城歌”。

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还记述:“……嘉、隆间,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桐城歌”、“哭皇天”之属,自江淮以至江南……。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明代流行的山歌、时调份量最重,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童痴一弄.桂枝儿》(明万历1563年间)和《童痴二弄.山歌》(明嘉靖1507年间)。《童痴一弄.桂枝儿》比《童痴二弄.山歌》迟五十年左右,某种程度受到《桐城歌》的一定影响,如《山歌.桐城时兴歌》《灯影》:“一盏孤灯照书斋,更深夜静好难捱。回头观见壁上影,好似我冤家背后来,恨不得翻身搂抱在怀。”《桂枝儿.私部.错认》是“月儿高,望不见(我的)乖亲到,猛望见窗儿外花枝影乱摇,低声似指我名儿叫。双手推窗看,(原来是)狂风摆花梢,喜变作羞来也,羞又变作恼。”明代中叶“桐城歌”就已经盛行,且“红遍江南”,作为山歌,“桐城歌”算得上是一枝独秀。

“桐城歌”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从康熙23年(1684)撤除海禁条例,大约十九世纪左右,“桐城歌”等一些歌谣就传入日本,并被纳入日本音乐“清乐”(清朝传入日本的中国音乐)。江户时代后期的文化、文正时期(1804-1830),“清乐”就基本在日本普及、传唱。

把“桐城歌”纳入“苏州歌谣大总集”,除地理方面的一些因素,更重要的是桐城歌在当时的影响和份量。“桐城歌”和其他山歌一样,这些生长在田间地头、山林水泊,靠口传心授,代代相承,文字记载却寥寥无几,甚至断档断代的民歌,总算有了出头之日,真要感谢冯梦龙等的慧眼,使桐城歌没有再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诸峰何处是龙眠?昔日龙眠今不眠。闻道已随云物去,不应只雨一方田。”从黄庭坚(宋)的“妒忌”就可看出,桐城天佑泽被,在宋代也是高山打鼓,奇峰峻秀。

从苏轼为被誉为“宋画第一”的李公麟的《龙眠山庄图》作跋,苏辙的《龙眠山二十咏为李伯时赋》就可看出,桐城风华倜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宋代是词的天地,以上名流除书画外,也都是词的大家,桐城应该还有词的方阵)

早年与钱澄之齐名,后与方贞观、方世举并称“桐城三诗家”(著有《嵞山集》)的明末桐城诗人方文的诗,后人评曰:“虽民谣里谚,途观琐事,皆可引用”。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桐城文人借鉴“桐城歌”取材生活、表现生活的本质和作品虚实有致、雅俗共赏的特性。

桐城邑人姚兴泉(清)赞桐城歌“调最高而音极响,扬抑疾除,自然合节”,“实非寻常吟咏”的肺腑之言,当是由衷的感叹。

“何意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这是近代国学大家马厚文对桐城的礼赞。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劳、善良、聪颖的桐城人创造了名闻天下的文化神话,以至时有“家家桐城,人人方姚”之传。

桐城文化如此兴盛与桐城人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古人皆叹曰:“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许多贤达智者,淡泊名利,回乡办教。桐城派的大儒们首先也都是大教育家。明清两朝,桐城一邑县学和私塾为桐城培养了进士235人、举人793人、贡生509人,由科举步入仕途的七品以上官员786人(大学士3人,尚书9人)。中榜人数为国内县域奇闻,人数之多,学品之高,以至时有“满朝进士半桐城”、“京城官生半桐城”之说。

有这样的渊学、环境、氛围,“桐城歌”独领风骚,标新立异就不难理解。

 “关关雎鸠,最好读书。在河之洲,最好养猪……”。家乡的“桐城歌”,你是在和“风”唱和?还是在和“雅”对酌?循着你那绿色的,缀在大山长河田间隐约的脚印,我依稀看见,在很远很远的很远,你正在向我们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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