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歌对当地文学创作的影响

 章  欢

 桐城文脉一一相连，其内在的各种文化都是互相感染的。尤其是桐城歌，在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不仅对其他民间歌曲和戏剧音乐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当地的桐城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明清之际，随着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乡野民歌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市，民间音乐得到发扬光大。因其情感丰富、新鲜多样、生动活泼，且比较能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内心世界，从而成为当时人民群众最喜爱的一种娱乐的艺术形式。而此时雅古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低潮期，普遍的文人开始追求民间俗文化的精神境界。民间小说和民间歌曲的兴起，就如同雨后般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不论妇孺老幼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如清初桐城当地崛起的桐城派，其文学作品中就大量的摄取了民间音乐的养料。像当时清朝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以及晚清桐城派的文人曾国藩都曾感悟到：“余思古人治兵之道，作诗之法，皆与音乐相通”[1]。而音乐中就属民间音乐最为活跃、繁多，所以古之艺术创作灵感皆源自民间，古人作诗、作文都会从民间取材，从人民生活中去体味那最真实、自然的一面。

一、桐城派文词与桐城歌歌词之间的互鉴

清代桐城是一个文风极盛之域，曾产生过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作家达到上千人，引领了近200年的清代文坛，成为一时的文化名城。桐城派文人方东树曾在《刘悌堂诗集序》中说过：“桐城人文最盛，故常列为列郡之冠。”[2]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因均系安徽桐城人，所以把以后追随他们文学创作风格的人统称“桐城派”。而他们的文学创作思想多有来自对音乐的感悟。晚清桐城派的文人曾国藩就曾说到：“余思古人治兵之道，作诗之法，皆与音乐相通”[3]。

（一）桐城派先贤戴名世

 桐城派的先行者戴名世以儒家的程朱理学为正宗，以古朴简洁和剑气于骨的风格入其文，文章变化自然。他在《与刘言洁书》中说：“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无所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4]。这种“君子之文”则以简约视为上乘，信手拈来即成天籁，就像民歌一样，随口附和才是真性情。他文章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一个“真”字，不论在写人、叙事，还是在写景、抒情上，都表现出最真实的一面，不以言语浮华表其意。这也可能跟他的一生中大时间半都是在教读、卖文游走四方的经历有关，常叙诗作文于田野山间，也经常可以闻见民间歌曲中所表露的“真情”。曾在《田字说》曰：“余尝读《豳风》歌《七月》之章，以及《甫田》、《楚茨》诸诗，其道田家事至悉也。”[5]而他写文作诗的创作经验也大都是来自乡野农夫之歌唱，观察民情时得来的。如在《戴名世集》中他自己说到：“余游四方，往往闻农夫细民情冶思之所歌谣，虽其辞为方言鄙语，而亦时有義意之存，其体不出于比、兴、赋三者，乃知诗者出于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多自号为能诗，而何其有義意者之少也。盖自诗之道分为门户，互有訾謷，意中各據有一二古人之诗以为宗主，......而所为自然者已汩没于分门户争壇坫之中，反不苦农夫细民倡情冶思之出于自然，而猶有可观者矣”[6]。他把作诗与唱歌等同起来比较，认为它们同属民间之遗响、真实之反应。不过是外部形态的差别而已，一个是言语，一个是乐声。但要说“出于自然”，戴氏主张文人所作的诗歌文章应多学习田野樵夫口中之谣的真实性和质朴性，摆脱封建思想，文章需出自作者之真性情也，并且也表示自己“将欲从老农老圃而师焉”[7]。因此，他也喜好创作一些既有文人之才气，又有乡间之气息的文人歌曲。曾游历齐鲁之地，期间每过一地皆以歌咏记其所闻，后编辑为《齐讴集》，可惜未传于后世。

（二）桐城派中承者刘大櫆

刘大櫆的文学创作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将文章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拉的更近了些，提出“神气、音节、字句”的主张。“神气”中的“神”即作文之精神，“气”为文章的气势，两字体现了文章的内在艺术性。“音节”和“字句”是文章的外在表现手法，即字词间停顿接续的划分及字句间承接的手法，它们与“神气”胫骨相连。刘大櫆曾在其著作《论文偶记》中说到：“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8]他认为文章的创作就是有一字一句相接而组成，积字成句、积句成章，以此形成语言上的美感。这种美感就包括语句间对比的生动性、韵味性、节奏性等，使其“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9]而每个音节都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部分组成，一字就是一个音节，文章的节奏感就是由一个或几个音节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的。他曾说：“文章最要节奏；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窈渺处。”[10]一字一句的叠加和对比就形成了节奏，而这种叠加对比就好像交响乐中的管弦合奏一样，和谐的交织在一起体现出音乐的“美”与“和”。

而他的以上学术主张也均有参照对音乐语言特性的了解，比如音乐中歌词是歌曲的主旨，阐述着歌者所表达的内在情感。与旋律之间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将旋律与歌词按一种有规律的、连续进行着完整运动形式交替出现，使之表现出强弱、高低的有序现象。再加上节奏的快慢控制，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这与作文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都是追求一种内在的规律性和外在的流畅性。如王骥德在《曲律·论章法第十六》云：“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数，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此法，从古之文，为辞赋，为歌诗者皆然。”[11]另外，刘大櫆在作诗写歌上也表现了人民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如《伯父纷既先生序》中说到：“周以前，士无以诗名者，非以诗也而为之，发乎情之不容已然后言；言之不足，然后歌咏之，虽里巷无知之野人，莫不能诗，而圣人取之以为后世法”[12]他把里巷之歌谣看成是圣人作文取材之源头，虽然都是粗言鄙语，但都是民间真实的反映。他的“作诗之道”是仿效古人，取自民间的，自己的作文主张也无不体现与民间音乐有着莫大的关系。在《皖江酬唱集序》中也有说到：“诗也者，乐之本也。乐也者，仁之声也”[13]认为乐和诗本身就是一体的。

刘大櫆本身也是一位善乐律，懂琴音的乐人。曾在《程易田琴音序》中评价过古琴十三徽位的属性，曰：“琴之徽用十三，於十二之外而加闰焉，则其数奇零，而舆十二之数不相当，故其音每出於十二律之罅。”[14]并作有一首以言古琴琴制之改，琴乐渐亡，喻世道的沧桑多变的《古琴歎》。他也喜好流连于青楼，与妓女们对唱俗曲。如《闻歌》中唱到：“月白灯红酒倦倾，小楼歌发不勝情。何时一櫂江南去，重听弯弯月子声。”[15]

（三）桐城派后继者姚鼐

前人的文学积淀，后人的继承树立，才成就了清代“桐城派”这一文学流派。姚鼐的一句“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将“桐城派”正式树立旗号。而他的文章较前两者更加简洁，寓意之深且又有意在言外之境。他认为作文应该像古人那样，简单质朴，通于自然，趋于平淡。文者应惜墨如金，绝不能多一点浮躁之辞。他崇尚先秦《诗经》中的风、雅之作，其中“风”体现了文章之“真”，如他在《敦拙堂诗集序》中所说：“今夫六经之文，圣贤述作之文也，独至于《诗》，则成于田野闺闼无足称述之人，而语言微妙，后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为之乎？”[16]他把出于田野农夫之随口风谣，比作“天为之”的天籁之音。紧接着他将这种“天籁”喻为文人创作的最高要求，曰：“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17]认为文人写文作诗应向先秦的《诗经》之作一样，将文章的说教性与民歌的艺术性相结合，把民歌中的口语的魅力提升到文学创作中。再如《稼门集序》所述：“天下所谓文者，皆人之言书之纸上者尔”[18]他背弃了以往文人刻意追求藻饰雕琢、文辞华丽之心态，追求“道与艺合”的效果，此乃文章之境也。而作者文章中的显露出的“道与艺合”的“艺”，就是民间歌谣。他甚至认为民歌歌词与音调的功能大则帮助国家昌盛，如《惜抱轩诗文集》：“谣咏之声作，虽其言不出于闾阎鄙俚，而足以上占国家隆治之昌，景福之远”[19]；小则协助文人创作，如《惜抱尺牍》：“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20]

曾作有《黄河曲》、《铜鼓歌》、《秦帝卷衣曲》等可以歌唱的诗篇，其中《秦帝卷衣曲》是仿效古人而为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卷七十三》（乐府题解）中有记载南朝王均曾作过《秦王卷衣曲》，云：“秦王卷衣，言咸阳春景及宫阙之美，秦王卷衣以赠所欢也”[21]，姚鼐的《秦帝卷衣曲》与王均的《秦王卷衣曲》两首内容都是说秦王卷衣赠袍之事，只是他将王均规整的五言八句式发展成五七言相交的四十二句，故事描写的更加细致。

 二、桐城歌对当地其他文人创作的影响

桐城歌不仅影响了桐城派的文学创作，同时还侵染到桐城的其他文人作品中。清代桐城不仅是个文风昌盛的地方，歌风也倍受世人关注。其地产生的“桐城歌”在明清两代影响甚大，被很多文人书籍收录其中。如明代，冯梦龙的《童痴二弄·山歌》收录了“桐城歌”24首、《明代杂曲集》中收录了“桐城歌”25首、《风月词珍》中收录了“桐城歌”54首。清代，刊载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一书中收一首桐城歌；同时也大量流向外域——日本，如葛生龟龄的《花月琴谱》（1831年，天保2年）、镝木溪庵的《清风雅谱》（1853年，安政6年）、高柳精一的《洋峨乐谱·乾卷》(器乐)《洋峨乐谱·坤卷》（戏曲）（1885年，明治17年）等等，都有收录中国的“桐城歌”。而这种流传度和影响力不仅限于音乐界，同时还涉猎到了文坛。

桐城文人方文的诗学创作就多采集和引用桐城本地的歌谣。如其著作《嵞山集》中在写给施闰章的《西江游草序》一文中说“尔止为诗，虽民谣俚谚，涂巷琐事，皆可引用，兴会所属，冲口成篇，款曲如话，真至浑融，自肺腑中流出，绝无补缀之痕。”[22]他的一生并未考取功名，靠游走四方、占卜、行医或做私塾老师为生，好结交朋友，他的诗文取材多来自当地的民间歌谣或生活琐事，皆为写实之作。如他的《答刑孟贞江上见怀》《武林行》等诗文，都颇具民歌的节调。曾作有一首《竹枝词》：“侬家住在大江东，妾似船桅郎似蓬。船桅一心在蓬里，蓬无空向只随风。”[23]其中“侬”在桐城方言中是“你”的意思。此类谣谚之作，都是以竹枝、山歌之语，言地方风俗、男女情爱之内容。方文将诗歌与民间音乐结合，俗而不俚，变俗为雅，在当时的诗坛上确实有一定影响力。他后来与方针管、方世举并称为“桐城三诗家”其独创的“嵞山体”诗体在诗词界也是有很重要的影响。清代宣城诗人暨画家梅清诗学即始自方文之教，在《瞿山诗略自叙》中评价过先生的诗宛如音乐，有一唱三叹之韵，曰：“余之学诗也，断子方子嵞山始。嵞山论诗，喜吟咏有一唱三叹之致，余闻之恍然得其大意。”[24]

另外，还有像姚兴泉这位文学大家，他一生穷苦，为了生计常年奔走他乡，久留异地。故乡山水之秀丽，人物风土之淳朴，时常在心中涌动。他对桐城家乡歌谣的喜爱更是不亚于前一位大家，在其著作《龙眠杂忆》自序：“客河干两月以友人事逼仄席庐中未能掉臂即去风镫雨柝耳畔黄流常终夜反侧不寐乡思怦怦欲动回忆故园山水花木之秀人物风俗之美与夫饮食嗜好往来游宴细事一一在心目中乃于枕上做《桐城好》小令百五十阕以舒怀抱既脱稿复为诠释而类以别之名曰龙眠杂忆殆数典而不忘其祖乎夫父母之邦桑梓之谊虽俗言谚语毋为文饰俾村夫里妇亦晓然于风俗之所从来庶几其教敦古处也。”[25]在他的《龙眠杂忆》一书中就作有小令曲辞“百五十阕”，并分为八大类：“时令”、“山水”、“人物”、“学校”、“花木”、“肴馔”、“庆吊”、“游宴”等，分别用小令予以吟诵，生动地记述了淳朴浓郁的家乡民俗世情。内容之广几乎涉及到桐城的各个方面，歌唱了桐城的美好。其创作理念都是直接源于民间歌谣，或略加修饰润色，或基本保持原貌的作品，如其中一首“桐城好，最好是龙眠，碾玉峡前双水合，赐金园外万松园，山借宋人传。”龙眠山是桐城最具代表性山脉，山下龙眠河环山而行，蜿蜒俊逸，犹如游龙潜水，贯穿整个龙眠乡，自然风光十分优美。另一首“桐城好，元旦贺新年，大族中堂悬福字，小家单扇贴春联，处处挂门钱。”过去年三十桐城家家户户门头上挂“门钱”是传统习俗，示意吉祥如意。以上两首小令虽言简意赅，短短几十字，但细致的刻画了桐城风土人物，唱尽民间事物之遗响。这种将民俗文化放在歌中体现，民间文学纳入歌中发扬，实为明智之举。而此作中所用的五句式结构则是受当地歌谣“桐城歌”句式的影响。今观其句式之存者，半数以上为五句。如明清时期流传的“桐城歌”则以五句体最为典型，而这种歌体最早在明代中后期就大量的出现，如《童痴二弄·山歌》中收录了24首、《明代杂曲集》中的25首和《风月词珍》中的54首基本上都是五句体形式，就连清代道光年间流传到日本的那一首《桐城歌》也是，如歌词“玄德纷纷在冀州，借兵迎请寿亭候，排开阵势在邡郊，探子纷纷回来报，曹操闻言心内憂。”【见（日）葛生龟龄《花月琴谱》（1831年，天保2年）（巾箱本）】。

与此同时，桐城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桐城歌”歌词。如明代流传的“桐城歌”内容，题材多言男女之真情，用语也均属俗言俚语。至清代以后由于受到文学气息的熏染，当地民众也有了颇深的文学意识，创作了一些具有文气雅质的歌曲，像马苏臣的《棉花谣》、马朴臣的《渔夫谣》，“桐城歌”歌词渐有变雅的趋势，题材也稍有增广。如歌词：

（明·桐城歌）               （清·桐城歌）

冯梦龙：《调心》             马朴臣：《渔夫谣》

    假不假来真不真                自把长竿后

    我也难调你的心                生涯逐水涯

    若要调的真心转                尺鳞堪易酒

    除非丢了心上人                一叶便为家

    红罗帐里结同心[26]               晒网炊烟起

                                  停舟日影斜

                                  不争鱼得失

                                  只爱傍桃花[27]

以至于“桐城歌”在2008年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被收录到民间文学一类，而并非像其他地方歌谣一样归类为民间音乐的范畴。

结语：桐城歌与桐城派在文词上的相互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如桐城歌长于写实、写情的特点，就影响到了桐城派一些代表人物的创作。如在《戴名世集》中，戴名世自己曾说过，他的创作灵感多是来源于当地的田野农夫之口的歌谣，虽为里巷鄙语，却有独特的意义所在。同时桐城派的文章所体现出来的文学特点也影响到了当地歌谣，使得桐城歌中也多了一些具有文学性的作品。我们在观桐城歌自身的发展同时，对其生长的其他地域文化所给予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清)刘大櫆.《论文偶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1月

[2]安徽人民出版社.《桐城派研究论文集》[M].安徽人民出版版社.1963年

[3]魏际昌著《桐城派小史》[M]，河北教育出版社，1984年4月

[4]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M].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4月

[5]王镇远.《桐城派》[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月

[6]汪福来.《桐城文化志》[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

[7](清)廖大闻修、清金鼎寿.《桐城续修县志》[M].民国庚辰年重印

作者简介：章欢，男，1990年出生，汉族，籍贯安徽。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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