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桐城歌中女性声音与情感美学

——以桐城派女性书写为参照

 陶运宗

 摘要：桐城歌与桐城派是桐城地域文化的双子星座，分别是民间文学与上层文学的代表。在桐城派的文学中，女性是缺失的，或被男性化、德性化的女性，女性情感被男权文化规训和书写，常常是扭曲的。桐城歌完整保存了女性的歌谣以及情感，呈现了一个迥异于桐城派的女性书写模式，展现了丰富的女性情感世界，这是我们全面认识桐城地域文化以及观照桐城派文学的新视角，也是纠正文化偏见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桐城歌；桐城派；情感美学；雅俗传统

 桐城地处长江中下游，处于吴头楚尾之地，受吴楚文化影响最大。长江流域在南北朝时就是中国民歌的文化带，长江中游的西曲，长江下游的吴歌影响最为广泛。明代心学思潮出现，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崇拜圣贤偶像和大胆的反叛，俗文学得以兴起，民歌兴盛。士大夫追捧民歌小调，“京师自宣德顧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据《桐家处处有歌仙》记载，“五句山歌五句连，五句歌儿连成片，湘鄂浙赣歌千首，没我五句歌儿妍，桐家处处有歌仙。”桐城歌演唱腔调广泛吸收鄂赣吴长江流域民歌曲调特点，结合地方方言形成了自身艺术特色，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是代表性的民歌，明代《万历野获编》记录：“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脾。”可见桐城歌在当时的地位。民歌通常只在口头流传，不易进行文献保存，但桐城歌比较幸运，桐城歌的文献保存十分完整。《明代杂曲集》收录桐城歌25首，《风月词珍》收录“时兴桐城山歌”54首、著名学者冯梦龙辑录《山歌》中收录“桐城时兴歌”24首。目前桐城歌因其巨量的文献存在（目前保存一万余首），独特的艺术形式，真挚的艺术情感，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国家级民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桐城派历来作为桐城文化的代表，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地位。但对桐城地方文化史的叙述，如果仅仅依赖桐城派来建构桐城地域文化体系，很多观念以为围绕家学、书院教育、理学传统就能重新建构桐城历史文化传统，这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认知。因为缺失了以桐城歌为中心的俗文化传统的存在。桐城歌的出现为我们理解地方文化打开了新视界。本文以桐城歌中常见的女性歌谣者形象与情感美学为考察点，发现在正统文化压抑之下的女性的真实声音。参照桐城歌文本，我们能发现那些在桐城派古文书写之中的历史盲点和偏见，在正统观念扼杀下的歪曲的生命情感书写，桐城歌的研究的兴起是历史的机遇，将会为整个桐城派、桐城地域文化研究带来新的观念。桐城派古文书有严格的禁体观念，对文体严格要求，古文语言不允许存在俚俗语言，这造成古文与民歌语言泾渭分明，但也造成有趣的文本对比，古文对情感的规避与规训，桐城歌对情感的保存与张扬，对二者进行比较能修正历史记载的的片面，从而丰富我们的历史认知，正确认识地方文化的特征。对桐城歌的文本与桐城派文本之间可以相互阐发，交织、碰撞，也许能无限接近真实的桐城文化本义。

一、     烈女颂歌之外的人性诉求

作为崇奉程朱理学，坚持古文禁体的桐城派作家，撰写了大量节母、烈女、孝女、节妇、孝妇、贞女的传记、墓志等。在这些女性书写中，有相似的写作模式和情感态度，很多女性在丈夫过早去世，甚至结婚前去世，女子继续完成母亲、媳妇的职责，抚养小孩长大，孝敬公婆，后来获得古文家和政府的肯定，撰文、竖牌坊以表彰。以姚鼐《张贞女传》为例，张贞女是桐城张秉文后人，幼年许嫁桐城叶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将死，独有孝思一子，又病甚笃。”张贞女在家人为难之际，坚持嫁过去，侍奉公婆及丈夫，“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姚鼐评价张贞女有妇德妇行。“行必久而后行，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乱者，曷以为士乎哉？”也就是颂扬张贞女身上有士人的品格。

对女性身份的认定反映了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和规训，稳定的情感管理利于整个社会稳定。人始终处于快感与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社会群体如果放任情感和狂欢，社会的秩序将遭到破坏难以维持。西方文化中日神为代表的理性精神与酒神为代表的狂欢精神始终对立共生。在理学中，以伦理秩序来进行礼教规训人的情感，驱使人的情感服从于道德，超越私情，以期成贤成圣。但名节之下，人的正常情感、人性常常被漠视、有意隐蔽或抹杀，所以在古文家的笔下，文以载道，不合道义不入文，女性的声音是沉默的，女性的感觉世界是无从得知的，有的只是德性高尚无私情的贤女子。

而桐城歌记录了更多节妇、贞女之外的声音，异于古文笔下的女性面貌。桐城歌文本还原了被古文家有意回避的隐性存在的女性情感世界和人性诉求。

（一）、关于女性守节。爱情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残酷的伦理和制度安排，常常是牺牲了人的本真情感，守节是对女性爱情情感的道德剪裁和压制。按照传统伦理，丈夫去世，妻子要守寡三年，才能获得政府鼓励，书牌坊表彰贞洁。对此，正史或古文中很少见到女性的反抗。而在桐城歌中，女性的对于守节态度反抗鲜明而强烈。在《我不要这空名头》中，“公怪婆婆老糊涂，无儿媳妇定要留，待等三年大孝满，三岔路口书牌楼，竖牌楼，万古标名在后头。”而媳妇的反抗是“媳妇闻言双泪流，狠心公公太固执，你为儿子争荣誉，我的光阴付东流，付东流，我不要这空名头。”

（二）、对非正常婚姻的反抗。明清时期童养媳是常见的婚姻制度，桐城俗称“压子转”，旧俗中夫妻未有男孩就抱回一个女孩回家压子，如果生了男孩，便把养女配给男孩为妻，这种夫妻年龄相差巨大，对女性而言是非人道的婚姻。这种现象并非为桐城独有，但桐城歌中记录了大量童养媳反抗的民歌。如《十八岁大姐周岁郎》：“石榴花开长又长，十八岁大姐周岁郎，日日把屎把尿服侍好，还要天天晚上抱上床，睡到半夜要奶喝，不痛不痒给一掌，我是你压子转的妻子，不是生你养你的老娘，若不是碍在公婆面，一脚把你踢下床。”以石榴花比兴少女的青春正艳，而她处在抚养丈夫的尴尬境地，看似诙谐的语调，实际是悲凉的人生。这种非正常婚姻反抗之音举不胜举，在《心中好似扎把刀》中，“抬头望天天不高，低头看草草又焦，回头望郎郎不长。”爱情如野草般枯焦，人性被无情摧残。在《日出东山月落西》中发出了诅咒般的声音，“窗外明月照床前，双脚勾郎郎自眠，可恨爹娘配婚小，活人睡在死人边。”还有《只求丈夫早死早嫁人》，“小奴今年十八岁，丈夫只有几月零，何时丈夫长成人?”被掩盖之下的历史中，女性的情感与生命是无关紧要的，正统文学讲究妇德，对真实的情感需求视为诲淫诲盗，视而不见，但这些民歌保留了她们的反抗之音。

（三）、对自由爱情的真挚追求。桐城歌展现了一个不同于古文书写的女性世界，甚至颠覆传统的历史记载。男女之间的感情是自由奔放的，没有道德的强制，只有人性的自然展现。在《撩个心中如意人》，“十七十八花一支，再不撩郎到几时，郎不撩姐是痴汉，姐不撩郎枉为人，枉为人，撩个心中如意人。”大胆而自由的发出追求个人情感的声音。

二、     道德规训之外的情感美学

以桐城派为主流的文化中，爱情是不能出现在笔下的。有的是道德、义理对感情的超越，以圣贤之道、夫妇之德规范人的情感。但人的情感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理学家提出以理约情，自由的情感对于古文家来说常常是有破坏性而受到贬低，认为情服从于理的规范。另外，儒家讲究人心的修炼，去欲理情，培养纯正性情，不断超越自我私欲情感达到圣贤境界，在古文中，呈现的也是一片修身养性之后的肃穆的道德之气，感情的灵动与张扬是不允许的，道德美学压制了爱情美学。

换个角度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夫妇为主轴的家庭关系模式，中国传统家庭中父子是主轴，夫妇间的爱情是回避的，是属于事业型家庭，夫妇结合是为完成家族事业的。爱情被视为具有破坏力和不稳定的特点，所以在乡土社会是被压制的，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中也是歌颂妇德而隔绝感情的，很多族规家训对男女爱情是严厉压制的。而桐城歌的大量发掘，展示了真实的民间情感存在与感情活力，民间并非如古文文本所记录的无爱的世界，这种矛盾性是所有研究桐城派和地方史者所必须注意到的。

桐城歌中占据最大篇幅的是情歌内容，在明代收录的桐城歌文献中俱为情歌，而更应引起注意的是情歌结构中的男女地位问题。在桐城歌中，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据笔者比较，与安徽徽州民歌中以男性主导型不同，桐城歌中，女性的声音是绝对主导，女性的泼辣、热情、奔放，在地方民歌中是十分少见的。在以男性作家为主的正统文史之中，女性的爱情是难得一见的，桐城歌则保存了真实的女性的情感。

桐城歌中女性美。桐城歌堪为女性歌谣集，男性只是配角，这是研究女性文化的活化石。在男权文化支配正史、古文之中，女性是隐而不见的，或者只是男性想象而已，男性代女性立言，女性的特质是难以真实展现的。桐城歌展示了女性的真实的情感，以及女性的生命美学。

会唱山歌音要拖，想撩乖姐歌要多，

山歌拖音才好听，歌多打动姐心窝。

姐心窝

无郎无姐不成歌。

郎做天平姐做针，一头砝码一头银。

情哥你也不必间敲打，我也知得重与轻

只要针心对针心

女性的痴情泼辣、不事造作、热情恣放，没有传统礼教规训下的隐忍与沉默，代之以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

我和小郎情意投，哪怕爷娘不甘休，

打也受来骂也受，宁死不把小郎丢。

拉到公堂有妹讲，扯到官府有妹求，

任你官家再发怒，出门还要手拉手！

情歌展现了爱情的自由美。爱情的形式在正统诗文中被消解，但却在桐城歌中得以保存和流传。姚兴泉在《龙眠杂忆》中记叙了乾隆时期桐城流传广泛的两首情歌，“余儿时曾耳熟之，大率皆男女托兴之词，然语意含蓄，乐而不淫，颇近风人之旨。”可见情歌在民间的广泛传唱。

昨日无事姐家行，顶头撞见姐父亲。

低着头儿唱个诺，姐在旁边笑嘤嘤，

哥呀

笑你不敢叫丈人。

小小桃子此处生，里红外白爱煞人。

桃子就是姐的肉，核子就是姐的心。

姐啊

你心里还有一个仁。

这种男女对唱的桐城歌，可以观察出男女的情感关系以及背后的男女地位问题，在情歌中，男女之间的调笑与诙谐，洋溢着自由的爱情美意，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男尊女卑等观念根本不存在于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文化运动推翻了古文道德传统之后，这种民间的感情模式至今也没有改变，读来依然亲切动人。

桐城歌的句式近于元人的小令，艺术能够流传的根本在于内容和生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宋代私人化的词作突破了僵化诗歌形式对人性的束缚，元明时期曲与民歌再次突破词作的士大夫化趋向，再次回归民间，因而流传最为广泛，是真正的人性解放，与明代的心学思潮合流，突破理学的压制，具有近代启蒙的意味。

桐城歌展现了爱情的美学，对情感的珍视和歌咏，这是抗衡明清以来理学压抑的空间，一片生意盎然，闪耀着人性光辉和生命的灵动。

在桐城歌里，有写初次见面的试探性情歌：

河里撑船河里划，嗷声大姐来喝茶。

端条板凳拦门坐，几样的大姐几样的花。

正月梅花朵朵开，二月杏花开出来。

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啬薇靠墙开。

五月枝子见里黄，六月荷花满之塘。

七月菱角飘水面，八月桂花满院香。

九月菊花家家有，十月芙蓉赛牡丹。

桐城歌记录了爱情生活的全过程。桐城歌里完整记录着充满赞美的求爱歌、考察对方的盘歌；两情相悦，海誓山盟的热恋歌以及写别后的相思歌。

送郎送到五里墩，再送五里当一程。

本待送郎三十里，鞋弓袜小窘难行

断肠人送断肠人。

青缎鞋儿绿缎镶，东风吹水送行舟。

老天若有留郎意，一夜西风水倒流

心肝莫说短与长。

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

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

这般心思有谁知？

更有写男耕女织的甜情蜜意。

太阳当顶顶当着中，小大姐送饭上山岭。

上山打破莲花碗，下山刮破紫罗裙。

紫罗裙

小哥哥这这碗午饭吃不成。

心肝上姐姐是郎的人，说什么午饭吃不成。

花碗打破之郎来买，罗裙刮破郎换新，

郎换新

下回送饭千万要小心。

这是典型的男耕女织的田园爱情生活，这种民间文化形态根深蒂固，是发自生命的自然歌唱，也可窥见正史之外中国人的真实感情生活和艺术表现。

民歌的情感政治对正统的文化历史能起到消融的作用。明代的桐城歌文献中的女性声音最为强烈而多彩。我们从情歌内容来看，我们甚至可以相信，正统诗文提供给后人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幻想，是不全面的。透过民歌我们感受到在道德化的桐城派诗文背后，是桐城民间情文化的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但是爱情不会绝对自由，爱情的美学与义理的规范有矛盾，但是还需统一，不然会造成社会的分裂。桐城歌经典情歌《菖蒲与艾的传说》、《十里亭》两首最为著名，其中隐藏着深刻的情感美学与义理规范的问题，其实这在众多桐城歌中反复出现。这可以看着是民间的桐城歌与主流的义理文化的合流，这也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菖蒲与艾的传说》说的是爱情戏谑与悲剧，罗家小姐资助藕郎去科举，多少年后，藕郎做了官回乡探望罗家小姐，在路上偶遇多年未见正在采桑的罗小姐，为试探罗家小姐是否还对自己忠贞不渝，进行了一番戏谑与调戏，“你在路上怎说那言桩，我试妻子可有心待我郎”，而第二天当藕郎盛装去罗家准备相认时，罗家小姐已自尽。在这部大型桐城歌中，情感是神圣的，容不得亵渎和考验，是一个悲情的故事，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爱情、婚礼必须合乎礼，不能乱于礼的义理之训。

《十里亭》是广泛传唱和影响的经典桐城歌，其广泛影响力可以窥见桐城歌的情感模式与桐城民间深层的文化心理。《十里亭》反映了成熟的爱情，二人自由恋爱，然后女性规劝男性勿“败坏家风”，要孝敬父母，要“银钱少花费”，要“闲事少去管”，要“莫要贪玩耍”、“少单身走夜路”，“勿在花街走”，“交友心换心”，“把住自己要本分”，最后是“小郎不做儿戏人”。可见，这是从自由爱情到成熟爱情的转变，在没有自由爱情的社会土壤里，如何保有自由爱情的果实，只能是走向义理规劝，从中可以看出女性的忧虑，她选择了用义理之道来限制爱情。从这一点说，桐城歌与桐城派殊路同归，爱情的美学与义理道德结合了。

三、桐城歌的发现与桐城派研究反思

从文化启蒙角度看，五四时期新文化派对桐城派的抨击，集中在思想观念上的保守与人性压制上，提倡人性解放，人的文学而非载道文学。实际上，桐城歌可以补充桐城派的不足，保留了情文化内容。从大历史观来看，明清到五四是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明清文化相承，礼教吃人与情感压抑是现代启蒙运动的批判内容。民歌中就孕育着这种反叛因素，所以胡适先生写就《白话文学史》，以诗经国风、乐府民歌为文学正宗，极大解放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可惜其只写到唐代就戛然而止，对兴起于明清时代的民歌未有论述。受其影响，郑振铎的《俗文学史》写到了明代民歌，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着重论述了桐城歌的内容与艺术价值。五四时期“整理民歌运动”被当作启蒙运动的最有力手段，发现民间，民间文化被认为是获取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一直到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建国后的民歌整理，一脉相承，创造了新型的中国文化，终于改变了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恢复了文艺的人性本质，这是我们观察桐城歌历史价值的文化视野。

从地方文化形态看，桐城歌是对桐城派的有力补充。从文化结构来看，文化分层是正常现象，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常常是独立发展而不可分离的。桐城派与桐城歌堪为桐城雅俗文学的双子星座，只言桐城派而忽视桐城歌是难以全面理解桐城文化的。明清两代是桐城文化的兴盛时期，文化史习惯于考察以古文、理学为代表的雅文化传统，按照姚鼐、方宗诚等桐城派学者尊崇的桐城地方文化谱系，自明中期何唐讲学、方学渐著《心学宗》，提倡理学以来，桐城成为全国重要的理学中心，到清代，方刘姚的崛起，诞生了浩大的古文流派，但根本在于“学行程朱，文在韩欧”的桐城派宗旨从来未变。姚鼐认为明代以来，桐城文化是“释氏衰歇”而“儒士兴”，这是主流的地方史叙述模式，这种历史叙述对桐城土地上生意活跃的民间文学创造没有足够关注，甚至是避而不见，只有极少数文人参与民歌创作，方文《竹枝词》、姚兴泉的《龙眠杂忆》只能是另类。桐城歌的发现为我们考察桐城文化结构以及正统自居的桐城派提供新的视野和补充，桐城歌是桐城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回头来看，经过百年的新文化洗礼，桐城派逐渐得到正名，其对经世之学的传承，对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追求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也逐渐得到历史认同，是地方文化的宝贵遗产。而桐城歌的出现更是补充了桐城派道德化、经世文化对情感美学的忽视和遗漏。两种文化形态构成了桐城地方文化的雅俗传统共生的特征，一个是以明清理学、古文学的雅文化传统，一个是情文化为中心的具有民间活态特征的俗文化传统。如何看待同一片地域、同一历史时期，雅俗两种不同文化系统，需要开阔的视野，而历史上雅文化对俗文化的有意遮蔽或选择性遗忘，造成地方文化认识的跛腿现象。但非常幸运，今天桐城歌的文献得以整理，桐城歌得以继续传唱，我们要站在今天的开放文化视角，全面认识桐城文化中雅俗两种文化传统，我们感到这是历史赐予的机遇。

【参考文献】

1]叶濒、张志鸿：《桐城歌》，黄山书社，2012年版

[2]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全集》（第七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4]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康熙桐城县志》、《道光续修桐城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7]（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陶运宗，1983年5月出生，安徽枞阳人，文学硕士，现为桐城师专讲师，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桐城派与安徽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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